打工仔活祭生父引来热议

他活着，可他儿子当着他的面，在大街上祭祀他。7月18日，在湖北武汉鲁磨路天桥下，72岁的湖南人贺中民一头白发，他目光呆滞地坐在路边，在他面前，摆着香炉和各种祭品，他的儿子贺银海不停弯腰鞠躬，披麻戴孝，点燃几支香，拜祭自己的亲生父亲。“这是一场秀!”贺银海自己也承认，活祭自己的父亲，很残忍，也有违传统伦理，“但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。”

贺中民说，大禾塘建筑公司被合并后，自己也满了60岁，可以退休了，但没有任何人通知他办理任何手续，单位也没叫他办理社保。直到这几年，有人告诉他，作为一个村民也可以办社保、医保。从1958年8月参加工作到2001年，贺中民工作了43年，没有社保，作为一名集体企业退休人员，他退休后领不到养老金。

一边是善意的目的，一边是极端的手段;一边是生命的希望，一边是未必道德的行为。如果孤立看待这个问题，它们的面目如同海水与火焰、天使与魔鬼一样清晰明了。不过，现实的复杂性在于，我们很难简单用是非善恶来评价某个具体事件。

“活祭”病重父亲以这种方式来寻求救助，毫无疑问，会对老人造成一定的心灵伤害。但问题是，在各种出格炒作早已令人审丑疲劳的背景下，除了“活祭”外，走投无路的子女还能采取什么方式来寻求救助，进而挽救病情日益加重的老父亲?

不得不说，这是社会的悲哀。他们祭奠的也是这个社会的悲悯之心、祭奠父亲辛苦一生却无归处的悲惨故事、祭奠迟暮的社会医疗保障!诚然，我们不必为这种“救命比道德重要”式的“活祭”辩护，但我们更应该理解现实的无奈、生活的悲怆、生命的重量和对生的渴望。毕竟“病来如山倒”，一个病情日益加重的72岁老人，实在没有多少可以等待的时间资本。

宽容“活祭”病重父亲，既不意味这种行为是值得彰显的，也不代表认同“救命比道德重要”的价值观念。笔者只是觉得，当务之急，不是为“活祭”72岁老父寻求一条“道德救济”途径，而是探究、反思它的社会成因和制度救济途径。唯有如此，我们的道德才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狼狈，我们每一个人才可能生活得更加从容、更有尊严。

遗憾的是，于许多普通民众而言，“病不起”早已成了一种真实的生存写照，一种可致人丧失人格尊严的现实因素。不可否认，被舆论关注而获得救助的贫穷病人只是极少数，更多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，要么被医院扫地出门，要么干脆在家里等死。这其中饱含着太多的无奈、委屈、悲哀和怨愤，让人痛彻心扉，这不只是申辩，而更像是一句控诉!从这个角度上看，“活祭”病重父亲所拷问的，与其说是个体的道德水准，不如说是医疗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机制。反观现实，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大病救助制度，只有部分地方进行试点。抛开大病救助机制而言，社会救助、慈善救助的缺失也是一大现实问题。各地都设有红十字会、慈善会，但是一旦有民众需大病救助时，却往往很难申请到资金救助，或者存在申请门槛过高、审批手续烦琐等问题。

因此，社会救助、慈善救助也应与大病救助机制一样，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规范，尽早破解大病救助难题。父亲明明还活着，却要接受子女安排的“祭祀”，这让老人家情何以堪?有困难向社会求助没错，想尽办法救老父亲也没错，但凡事都得有个度，找民政部门、医疗保险机构、新闻媒体这些正常的途径都可以先试一试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便真沦落到要上街乞讨的份儿，也不该拖上病重的父亲，否则，就不是救，而是折磨了。